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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 

雨过天晴，森林旁边的草原于鲜绿之中透出一片寂寞，寂寞得就象静卧在灌木丛里的美洲豹悄悄守侯着猎物的来临一样，它今天已经连续七次出击而未获成功，体力上的消耗不言而谕，失败对于心灵上的最大打击，莫过于沮丧与失落，虽然当下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，它仍然会毫不迟疑地一跃而起去捕捉瞬间即逝的机会，或许依旧不会成功，但它努力过了。人生无限风光的精彩就在山颠处，为了一睹芳容，有许多人在奋力攀登，不少人望了望遥远的山顶，可悲地退却了，只有几个人仍然不惧艰险继续攀登，眼看就要成功登顶，却不幸被脚下的荆棘拌了一下，结果跌落至山下，复归于起点位置，可他们的眼光依旧在山顶。悲壮之中，默默流淌的坚毅表情，是竭尽全力的写照，同样闪烁出令人耀眼的精彩光芒。 　　“那就叫旺财吧，这名字虽然俗气，却很亲切。每喊一次都算是对自己的祝福吧。”　　女儿已经从对它名字的兴趣转移到对它本身的兴趣上了。因为这时的小狗已经咬着她的裤腿开始了拖拉，轻轻的却煞有介事。女儿俯下身子，轻抚它的背部。它听话的蜷了下来，而且拿眼看着女儿。他们，好象在默默的对视着什么。生命的沟通，竟有多种表达形式。于是，名字好象就这样给确定下来了。 如果已婚男女之间的关系确实破裂并且无法修复，那么他们可以离婚。这是另一回事，与婚外混乱根本不同。 　　我八九岁年纪时，在小路口镇政府大院里住过一段日子，这让我得以了解了些乡镇大院的事情。那时候我的二姨夫从部队转业到小路口镇上，住在镇政府大门口传达室，我的二姨夫老艾同志吃了国粮，成了政府大院的人。他的工作是每天按时播放广播。　　八十年代的中国乡镇,电视机还没有普及，人们就靠每日的广播来了解国家大事，听评书《岳飞传》《白眉大侠》……或者歌曲和相声，我姨夫的工作就显得很是重要了。暑假的时候，我住在他家里，我就像一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姨夫的屁股后面，每天在整个大院里逛荡，传达室，办公室，伙房，派出所……我就是在那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认识了一台老式打印机的。那是一个由无数个汉字组成的铁板机器，人的双手按在上面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，很快就印出一张张带有油墨的纸张；而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，我从刘伯伯那里认识了对讲机，那个那边说话这边就能听清的机器，让我唏嘘良久；还有警服和大盖帽，早晨跑操的队伍，摇把式电话机……这些我都是第一次见到，我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　　傍晚的时候，那个乡镇会准时停电。我的二姨夫还有一个差事，那就是和我打着手电到传达室后面的两间黑呼隆冬的平房里，去发动那台破柴油机，那是补充发电的工具。每次，我都很害怕，那里很黑，可是我的二姨夫总是让我帮他去打手电，现在想来，那里面阴森森的，的确有些怕人。　　政府院子不大，几个挂着牌子的办公室，几排红砖青瓦的瓦房伫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普通乡镇里，我像一个进了动物圆的乡村孩子一样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夹着公文包的人每天在里面进进出出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还有戴着眼镜的，烫着头发的，还有一辆吉普车，每次进来一按喇叭，我二姨夫就慌忙过去把大门敞开，有一次，我就靠近了那辆吉普车，这个绿房子一样到处乱跑的车子让我惊喜不已。　　老李师傅是我二姨夫的老乡，老李是伙房里的伙夫。有几次，我二姨不在家，没人做饭，我二姨夫就带着我去伙房里吃饭。我牵着我姨夫的衣襟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子，老李就会过来摸我的头，老李说，小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小声地告诉他，老李就笑起来，说，叔叔给你盛肉吃。老李总是给我们的碗里多盛肉，我觉得老李真是一个好人。甚至有一次，老李端着一盆子绿豆汤说，我给咱冻冰糕吃。我睁大了眼睛，我不相信老李旁边的那个柜子能够真的变出冰糕来。可是，半晌的时候，我看见老李到传达室里来喊我，原来他真的弄出一大块冰冻的绿豆雪糕来了。从那我就知道了那个冰冷的柜子叫冰柜。可是，后来有一年的暑假，我的老李叔叔却死了。他躺在冰柜里，他把自己冻成了一个大冰人。那天中午午休的时候，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人哭喊着到镇政府来闹，我听二姨说那是老李的老婆。我隐约知道那个妇女在破口大骂一个叫香香的女子，她嘴里喊着破鞋，破鞋。老李跳将上去，啪地一巴掌扇在老婆脸上，他老婆马上躺到地上打起滚来。这时候，他老婆带来的几个男的围上去就把老李打了个头破血流。这时候，我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从老李的宿舍里跑了出去，我听见有人说，那就是门口饭店里的服务员香香。后来的一天，老李就自杀了。喝药死的。我姨夫说老李是一个要脸的人，我二姨叹息着说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要脸也不能死啊。老李死后，老李老家的人不愿意，就把老李盛在了曾经冻过雪糕的冰柜里，好长时间才拉出去埋了。我不知道那个冰柜最后还用没用？　　派出所刘伯伯穿警服，戴着大盖帽，很是威武。他不爱笑，我见到他就总是有些害怕。他的屁股后面挂着一把手，有一次，我看见我姨夫拿过他的在手上把玩了一阵子。我姨夫喜欢，他在部队打仗的时候是打死过人的，我姨夫说，他用的是盒子，很重的。这时候，我总是吓得一声不吭，我看着刘伯伯和二姨夫的眼睛，他们看上去严肃极了。果然，刘伯伯出事了。刘伯伯虽然不爱说话，可是他爱喝酒，有一次和别人喝酒，结果话不投机，两个人掀了桌子，刘伯伯掏出来就是一。但是，这一没有打中要害，只打在了那人的后腿上，我姨夫说，幸亏是打偏了，否则，否则……刘伯伯被警车带走了。这件事我没有亲眼所见，听说是发生在晚上，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起床后，刘伯伯已经被带走了。刘伯伯被判了六年。当然，出来的刘伯伯已经不是警察了，当然早就没收了。　　我在小路口镇上待过的那几个夏天，许多故事就这样意外地发生着，像那个夏天里潮湿的闷热的天气一样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中的某一段时光，那是我对一个乡镇政府大院的懵懂认识，时至今天，我与乡镇政府的正面接触也就是那些时光，但是，每次回想起来，我眼前总浮现这些断续的情景，就好像一个个发生在电影里的故事一般。 　　我听出了他拒收一半还款的话外之音，担心守忠插言真的只还五千，只得紧接话茬说，守忠的大女子夜里个刚换盅来，藏有钱哩，今日是谋着把这一股子帐清了哩。喜顺问，成着阿达了？守忠说，扫子沟里哩。喜顺说，扫子沟不好么，还不如我们甸子上。他明显有着计划落空的失重感。我猜着可能是打算插手雪红的退婚之事，打着想法设计只退五千元了事，而后不掏分文或者再贴赔两三千元把雪红套进门。他是惯做这一类事的人，不光明磊落，鬼鬼祟祟。